理论构建之后，便是轰轰烈烈的实践推广。高育良的实践路径清晰分为两条线：一是对党员干部的“德化”，二是对普通民众的“教化”。

对党员干部的“德化”工程：

“读典明智”活动制度化： 仿效他本人的“读典”会，要求各级党委（党组）定期组织传统文化经典学习，特别是侧重于儒家“修齐治平”、“为政以德”的思想。将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贞观政要》等列为干部必读书目，甚至纳入干部培训班的考核范围。

官德考核具体化： 在原有的干部考核指标中，增加了“个人品德”、“社会公德”、“家庭美德”等相对软性的指标，虽然量化困难，但在干部提拔任用时的“定性分析”中占据了相当分量。一些被公认“能干但德行有亏”的干部，晋升之路变得艰难；而一些能力平平但口碑不错、尤其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“老黄牛”型干部，开始受到青睐。

榜样宣传转向： 大力宣传的先进典型，从沙瑞金时期敢于碰硬、铁面无私的“包公”式干部，转变为勤政爱民、甘于奉献、善于化解矛盾的“焦裕禄”式干部。宣传口径强调干部的“人情味”、“亲和力”和“道德感召力”。

对普通民众的“教化”行动：

宣传工作重心转移： 全省的宣传工作重点，从沙瑞金时期的“反腐倡廉”、“改革攻坚”，明确转向“和谐文化建设”。媒体上充斥着“身边好人”、“道德模范”、“和谐社区”、“最美家庭”的故事报道，刻意营造一种温情脉脉、守望相助的正面氛围。对于社会负面新闻和冲突事件的报道，采取了更加严格的管控和“冷处理”方式。

传统文化活动复兴： 鼓励各地挖掘本地历史文化资源，大办特办各种传统文化节、民俗活动、道德讲堂。机关、学校、企业、社区都被动员起来，参与“经典诵读”、“家风家训传承”、“邻里节”等活动。高育良亲自出席省里举办的“汉东省孝贤文化节”，并为评选出的“十大孝贤人物”颁奖，场面盛大，媒体广泛报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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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以文化人”的渗透： 要求文艺创作要弘扬主旋律，传播正能量，多创作体现“真善美”、促进社会和谐的作品。对于带有批判现实主义色彩、或可能引发争议的文艺作品，审批和扶持变得格外谨慎。

三、 各方反应与微妙博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