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儿渐渐凉快了，风吹在脸上，不再是那种黏糊糊的热，带着点干爽的劲儿。地里的玉米棒子鼓胀胀的，眼看着就要掰了。树叶子开始泛黄，一片两片地往下掉。早晚得穿长袖了，不然胳膊上起鸡皮疙瘩。

我这心里头，也跟着这天气一样，好像没那么燥热了，多了点说不清道不明的盼头。自打开始拾掇自个儿，跟傅恒丰有了那层见不得光的关系后，日子好像有了点滋味，不再是干熬了。可西屋那个瘫子，还是像块大石头，死死压在我心口上，喘不过气。

那天下午，我去村委会交提留款。会计室里头，赵支书正跟几个村干部开会，门没关严实，我听见里头嗡嗡的说话声。我本来交完钱就想走，可耳朵里刮进一句“残疾人……办证……免费治疗”，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像被什么东西砸了，脚底下就跟生了根似的，挪不动步了。

我假装系鞋带，蹲在门口，竖着耳朵仔细听。

好像是上头下了新政策，要给村里的残疾人登记办证，有了这个证，就能去县里指定的医院看病，药费能减免，重的还能申请免费治疗。赵支书的声音挺清楚：“……这是个好事！咱村符合条件的，都得统计上来，特别是那种卧床不起的、有精神病的，得重点关照……”

我听着，心口“咚咚咚”地狂跳，像揣了面鼓，手心里瞬间冒出一层冷汗。卧床不起的？有精神病的？这不就是说西屋那个瘫子张左明吗？！

免费治疗？能治好？可能吗？他都瘫了这么些年了，疯疯癫癫的，屎尿都不能自理，还能有救？我心里乱糟糟的，又不敢相信，又忍不住生出一丝微弱的希望。万一呢？万一真能治呢？哪怕治不好，能让他少受点罪，或者……或者干脆……我心里猛地一哆嗦，不敢往下想了。

交完钱，我魂不守舍地往家走。路上碰见王小丽挎着篮子从自留地回来，她斜着眼瞅我，撇着嘴，想说什么难听话的样子。可我压根没心思搭理她，脑子里全是“办证”、“免费治疗”这几个字，像苍蝇一样“嗡嗡”响。

回到家，力力和小花在院子里玩泥巴。张老栓蹲在灶房门口，吧嗒吧嗒抽着旱烟，烟雾缭绕里，那张老脸皱得像核桃。西屋静悄悄的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像口活棺材。

我走进屋，看着墙角那面亮堂堂的全身镜。镜子里的人，脸蛋白净了些，头发梳得光溜溜的，穿着合身的新褂子，看着确实比以前像样多了。可一想到西屋那个活死人，我这刚攒起来的那点精气神，就像被针扎破的气球，“噗”一下泄了大半。

晚上，傅恒丰来对账。还是在仓房里，就我们俩。煤油灯的光晕黄黄的，照着他棱角分明的侧脸。我有点心不在焉，扒拉算盘珠子老出错。

他看出了不对劲，放下手里的账本，看着我：“咋了？魂不守舍的，出啥事了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