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到城关镇的时候，天已经黑透了。

我和蓉蓉困得眼睛都睁不开，一路上互相搀着才没睡在火车站。但第二天一早，我们还是硬撑着爬起来，赶去卫生所报到。

刚转进小巷，远远就听见吵吵嚷嚷的声音。

走近一看，卫生所门口居然站了老一大群人——玉琴姐、诚哥、祖德哥、小兵……还有好多我们不认识的镇上邻里都来了。

“欢迎两位同志凯旋啊！”所长站在最前头，笑得满脸褶子，手一挥，带头鼓起了掌。

那掌声真热烈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从小听“华西”这个词听到大，没想到，这么多年前，华西就已经这么“火”了。

“来来来，我们已经给你们布置好了会议室。”所长眼睛亮亮的，“大伙儿啊，就等着你们给我们说说这回去华西到底都干了些啥？”

我和蓉蓉面面相觑了一下，跟着他走进卫生所深处。那还是我们第一次进这间所谓的“会议室”。

会议室不大，白墙有些泛黄，一张老木头长桌摆在中间，靠墙钉了块黑板，粉笔头只剩半截。窗台上放着一壶热水和几只搪瓷缸子。空气里有股淡淡的碘酒味，还有阳光晒过被褥的暖味儿。

所长亲自把中间的位置让出来，示意我们坐下。

我摆摆手，主动说道：“这次两天会议，主要是蓉蓉在发言，带回了好多要点。不如让她来说吧。”

蓉蓉一愣，低声说：“你怎么又把事推给我？”

我笑了笑：“露脸的机会嘛，当然留给你。”

蓉蓉笑着摇摇头，站起身，清了清嗓子，说：“这次去华西，最后全票通过了一个决定——在华西设立司法精神病学教研室。未来会陆续在一些城镇开展试点工作。”

会议室里一下子安静下来，连水壶的“咕咕”声都清晰可闻。

“精神病？教研室？”所长第一个开口，皱起了眉。

我记得，上次跟他聊这个话题的时候，他也说过——“为疯病专门讲一场？”。

我赶紧接话：“精神病不是疯病。我们现在讨论的，不是闹笑话，是正儿八经的国家级试点。”

蓉蓉也接着说：“精神病人发病了，家人不说，村里不问，医院没人来，他们就像是‘被消失’的人。但他们也是人啊，他们得了病，也该有被看见、被照顾的权利。他们不该被藏起来，更不该没人负责。”

她说着说着，回头看了我一眼：“其实，我之所以能想出那些试点方案，是因为小棠同志——是她带动我、影响我。我们这半年，偷偷摸摸发传单，做访谈，就是为了让镇上家里有病人的人知道，卫生所是能帮上忙的。”

我也站起来，在黑板上写下“失眠”“焦虑”“抑郁”“躁动”这些字，一边写一边解释：“这些，其实很多人都有，但都不好意思讲。不是疯病，是病，是真病。”

屋子里不少人低头点头，有几个甚至轻轻嗯了一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