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兰英姐，我们想好了。我俩决定去成都进修。”

今天是1969年的最后一天，办公室的窗户上蒙了一层白雾。曹兰英听到我们这样说，明显愣了一下，随即眼睛一亮。

“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俩准能同意。”她拍了拍手，眉眼间透出掩饰不住的高兴，“那我这就去和院领导说，早点走流程。”

话音刚落，走廊里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紧接着便是担架的吱呀声。

几个穿着厚棉衣的家属抬着一个男人从门口路过，男人脸色煞白，裤腿上全是血迹，脚踝处肿得老高，血顺着鞋口渗出来。

“外伤？骨折？”我下意识开口。

蓉蓉也跑出去看了一眼：“恐怕骨头戳破了皮，冬天血液循环慢，感染风险较低。先止血清创，再固定，估计得做小手术。”

我俩几乎是条件反射般说出了处理步骤。

曹兰英愣在一旁，目光在我们脸上来回扫了几遍，眼神里有着掩不住的惊讶。

“你们两个……”她轻轻叹气，语气里多了几分欣慰，“不仅内科的活熟练了，外科也掌握得这么快？看来这段下乡和轮岗，真是没白辛苦啊。”

我和蓉蓉相视一笑。

在响水沟那段日子里，病人什么症状都遇上了，我们早就被逼着硬着头皮上手，如今倒也成了磨炼。

一整天忙下来，医院的走廊依旧人来人往。

我和李祖德一组去查房。蓉蓉则坐在门诊，一连看了二十几个病人。

等到下班铃声响起时，我的腰都快直不起来了。脱下白大褂，换上外套，和蓉蓉往医院门口走去。

结果刚下楼，就听见一声熟悉的呼喊：

“三姐！”

蓉蓉身子一僵，立刻循声看去。

那边站着一个瘦瘦的年轻女人，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呢子大衣，腰间用布带系得紧紧的。

那张脸，我一眼就认出来了。

“芳芳！”蓉蓉几乎是扑过去，一把握住了她的手。

我也跟着走过去。

确实好久没见四姨婆了！

听蓉蓉说，她年初刚结婚，这会儿果然比以前显得更沉稳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