何不嫁到我城里去，
上穿旗袍下穿鞋……
火光一闪一闪，在窗帘上跳跃。我拉开窗帘打开窗户，混合声放大，熟悉的纸灰味儿扑进窗口。近在咫尺的十字路口，几个人焚烧祭品，叩头招魂。一个南方打工妹患病夭折，同伴为她举行仪式，送她灵魂回归故里。一时间我也灵魂出壳，在家乡小西山上空游荡。我写完这一课，已是第二天早上六点钟，六千余字。我出去透口气，来到楼下十字路口。清洁工人已将纸灰清扫干净，只有“张荣荣”三个粉笔字遗留在圆圈内。路边草丛中，一片未燃尽的遗像余烬，上面一只美丽的大眼睛望着我，说：别看我香消玉殒，也曾青春靓丽充满幻想浪漫多情。
她一定太留恋这个世界了，偷藏了一只眼睛，恋恋不舍地凝望着人世间。我和“眼睛”对望片刻，小心翼翼地拈起那片余烬，带回房间放进抽屉里。
上午去公司念稿，剧本中“民主选举”的创新和“梁小文”的幽默，大家笑的前仰后合。李总等对剧本做了充分肯定，提出具体意见，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。
李总每天都要讲话，一口气滔滔不绝讲上几个小时，任何人不得插话，否则他忘记讲到什么地方，还得从头再讲。他像极了岛上的渔民张来香，别看他能将《三字经》背诵得滚瓜烂熟，让他单独拿出一句，还得从头到尾进行背诵。
李总把公司誉为“八角楼”，灯光彻夜通明。他的办公室也是作战指挥室，墙上挂着大幅作战地图。桌子上摆放电话机、放大镜、红蓝铅笔。枪柜里，波波莎冲锋枪、转盘轻机关枪、马卡列夫手枪、莫辛纳甘步枪，纳甘左轮手枪等应有尽有。这里既是最高统帅部，也是地下堡垒。策划者们互换角色，正义与非正义双方共同进行沙盘推演。他们进入卫国战争情境，重新布局、研讨、辩论，直至面红耳赤不可开交。他们不知不觉绕开历史，重新构筑这场战争的历史背景，胜利动因与失败的惨痛教训，深入研讨战争与政治、道德、人性关系。如果按照他们的部署与决策，战争虽然难以避免，进程会缩短大半。起码，不会以牺牲两千万人的代价取得惨胜。战争不但让女人走开，像卓娅那样的女英雄根本不可能出现。黎明时分大家齐唱《喀秋莎》，再产生新的创意和共识，重新确定大纲。
李总的想法新颖激进，说干就干也说变就变。呕心沥血写好的剧本，说推翻就推翻，再另起炉灶。他还是个工作狂，几天几夜不睡觉，照样激情四射。
他一边开车一边滔滔不绝地讲述，妙语连珠珠联璧合，忘我时松开方向盘回过头，让车上的人提心吊胆。一次他开到密云还不知道，任何人不敢打断。
我来北京这几天，晚上几乎没睡觉。我有时候趴在桌子上睡着了，有时候裤子脱到一半睡着了。我和“打款”各写一半，他写的剧本我都要重写，倒增加麻烦。否则拿到李总那里，马上遭到否决。他觉得很没有面子，对我改过的稿子鸡蛋里面挑骨头。为了避免干扰，我给他台阶下，说：“我写你把关，别把主线写跑了。”这种滑稽如同一个男人撒尿，得另一个人把着，否则尿到裤子上。
自从来北京，他恨不得马上走人，嫌我写的慢，神奇地再没提“打款”。“八角楼”灯光亮了一夜又一夜，决策者们策划辩论了一轮又一轮。我写好的剧本，一次次被否定一次次重写。每课剧本一万多字，再经历四次重写，全部完成要写四十多万字。每当我困的睁不开眼睛，抽屉里就传出甜美的歌声：
城里伢子你莫笑我，
我打赤脚好处多。
上山挑得百斤担，
下田拣得水田螺……
我多么希望抽屉里那只含情脉脉的眼睛，还原那位热辣多情的“张荣荣”。据说未婚女子在外面夭折，都要领一个男人回去举行冥婚。那天晚上在十字路口，一辆白色小轿车与一辆大货车相撞。小轿车车头被撞扁，车内一位年轻倜傥的男子，当场身亡。我拉开抽屉一看，里面那只“眼睛”神奇地消失，连点痕迹都没留下。我开门开窗通风换气，它也不能被穿堂风从关紧的抽屉里刮出窗外。我宁肯相信被另一个世界里的“张荣荣”收回去，要完美无瑕地去见心上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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宾馆一楼有家快餐厅，我们自己花钱吃饭记账，结束时李总统一报销。早餐是油条豆浆，中午和晚上是盖饭，快把我吃成了老油条再生出王八盖子。
那天我写了一夜稿子，饿得不行，早饭多要了一份葱油饼。“打款”问我：“这顿饭多少钱？”我说：“三十九元钱。”他火冒三丈大吵大嚷：“这不是浪费吗？”就餐的人们望着我俩。我无地自容嫌丢人，赶紧退回一份葱油饼。
回房间他对我说：“李总对你的表现很不满意，早就想另聘编剧，我们要有思想准备。如果他中途把我们赶走不但丢人现眼，连伙食费和路费也不能报销。如果他再让我们承担住宿费，就赔大了。趁李总现在还没下逐客令，我们赶紧收拾好东西，马上去火车站买票，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。”我做任何事情，从没半途而废，竭尽全力问心无愧坦坦荡荡。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。强者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。我决绝地说：“要走你自己走，我坚持到最后，直到李总把我赶走。”他说：“这不是将军不走我们不走，你不但无用功，也自作多情。”他看我不为所动，说：“你把吃饭的小票合计一下，我俩各自承担一半。”我算完，他不厌其烦又核实一遍：“从现在开始，你一个人弄吧。”
晚上他去战友那里，说后天中午回来。我获得自由，晚饭要了一盘辣豆腐皮，一盘酱牛肉，喝了三瓶啤酒。晚上我睡了来北京唯一一宿好觉，早上去“庆丰”包子铺吃包子。这是我来北京最舒畅的一天，上午走了三个多小时路，一直走到门前小街的尽头。几十里之外的“尽头”，是一个废品收购站，也是绝路。大概，这也是人生的尽头吧。李总一直没打电话，“打款”的话绝非空穴来风。
我仍彻夜不眠，按原来的大纲一课课地往下进行。半夜三更，一群南方男女大喊大叫。一个矮胖女人满走廊敲门，仿佛孩子被狼叼进了某个房间。
晚上十一点，“打款”房间门响，他刚回来。早上四点，矮胖女人又起来大喊大叫。我开门怒喝：“你喊什么？”她赶紧跑开，到楼上去敲去喊。
我一天还睡不上一个小时觉，害怕没等项目完成自己被熬死。我口袋里只剩下九十元钱，再住下去就吃不上饭了。“打款”走了，没提“打款”和“一万八千有啥区别”。我俩伙食费一共四百三十六元钱，临行前他说：“我知道你没有钱，一半伙食费我不要了。”转眼间过去十九天，我写了三十多万字。
这期间，李总那边一直没来人，一直没有消息。我由衷钦佩广州人的精明，否则被陈总折腾到现在，不死也得蜕层皮。我把写完的一大叠稿子整理好，准备送到李总公司。然后我要举行一个仪式，步行一个月回大连，再把伙食费和宿费寄回来。外面有人敲门，我的心一下悬起来，宾馆让我结算住宿费了。
李总和办公室主任进来，握住我的手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们才来看你。”
我们来北京之前，“打款”已经和李总签了合同，拿走十五万元钱。李总招聘三位曾经留学俄罗斯的编剧，突击半个月写完剧本，被投资方全盘否定。幸亏李总交上我写的头几课剧本，投资方非常满意，才使项目起死回生。
李总详细了解了我的各方面情况，准备调我到他公司，说：“我用人必须符合三个条件：必须是军人出身，必须是艺术家，必须才华横溢。”
我婉言谢绝，他让财会结算了住宿费，为我买好飞机票，付给我五万元钱稿费。他对我给予了高度评价，并设宴为我饯行，亲自开车送我去机场。
晚上我十一点钟下飞机，十二点钟到家。我事先没打电话，刘萤不知道我回来。进到家里，我先把五万元钱从背包里掏出来，恭恭敬敬献地给刘萤，顿时变成木匠老罗：“老婆，我挣钱回来了……”话没说完，我听见自己的鼾声响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