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只喝了小半杯，他怎么劝都不喝。李天河两杯酒下肚，向我邀功：“那一年要不是我死活让你去砖场，一是‘五好’找你麻烦，你得复员；再是曹小花上岛和你结婚，你也得复员。”他想方设法把我弄到砖场，才提升为教导员。
他不提砖厂还好，一提砖厂，我气不打一处来，和他连干三杯。他不胜酒力，说：“你当初对我非常不礼貌，现在应该赔礼道歉。”我说：“你们四个营干部全副武装找一个战士谈话，谁向我赔礼道歉？”他恼羞成怒，下地要走，被我一把拽住拖到炕上,又灌了他一杯酒。他说我故意把他灌醉，虚张声势地伏在窗口上呕吐。小个子大耳朵的于营长于好人，人比名字更好，和我喝酒缓和气氛。
于营长河南籍六三年入伍，参加过抗美援越。他在炮阵地上，和战友们对美国飞机猛烈射击。美军飞机中弹坠落爆炸，一颗炸弹也在他身边爆炸。
他头部中弹，脑浆子淌出来。经过治疗，他恢复得和眼前一样。他立功后提干，轮战回来分到要塞区，由排长一级级提升为副连长、连长，直到营长。
于营长的手枪打得准，曾经抬手一枪，击落空中麻雀。
他发火时也笑眯眯，战士们不犯错误不是怕他，而是敬重他。他家属在生产科养猪，穿一双沾着烂泥和猪粪的大靴子。每年春节，于营长让家属坐在炕上，亲自下厨做菜。他端上一盘菜家属吃光一盘，菜做完，家属把一桌子菜吃的干干净净。他会少林武功，当新兵时，一个老兵揪他的蒲扇耳朵取笑，被他一脚把腿踢断。喝完酒，他非要和我比武。他摆开架势一交手，被我一脚踹翻。
于营长第二天没起来。眼下是训练的关键时刻，李天河把责任推到我头上，打电话向仇主任告状。卫科长打电话，严厉地批评我。仇主任让李副主任找我谈一谈。李副主任说：“你私自给小赵假之后，不该给勤务连长打电话，做蠢事；再是回来没向仇主任汇报，年轻不懂事；现在，不该把于营长灌醉。”
我替人背黑锅，反倒不在乎。我在这里发生的此件事，取代了放小赵回家的彼件事。我在这里又呆不下去，吃过早饭，李副主任让我回广鹿躲一躲。他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要正确对待，让我顺便把要塞区颁发给训练尖子的奖品带回去。我越怕出事越出事，上船后，发现奖品拉在码头上。
船已经离开码头，我只好听天由命，也许遇上好人心给收起来。
我在船上见到任干事、林干事等熟人。他们也一样，部队的事个人的事、公事私事一起办，像“敌中有我我中有敌”。我像走马灯一样往来于各海岛和大陆之间，连海鸥和上层鱼类都认识。我一下船跑到码头管理所，给张参谋打电话，让他赶紧到码头寻找奖品。谢天谢地，奖品被人拣到，送到码头管理所。
我狼狈不堪地回来，没赶上吃午饭。于参谋拿来几个苹果，送来不少温暖。下午，卫科长找我谈话，说：“你要严格要求自己，处理好各种关系。”
我向仇主任汇报在靶场发生的情况。他宽厚地说：“事情并不完全怪你，要吃一堑长一智。”我四面楚歌，仿佛提干之后，不断地给守备区添麻烦。乔干事来电话批评我，说：“你已经到了大长山，为什么不到我那里去一趟？”
韩广泰准备到黑龙江林甸县接兵，住在守备区招待所。他和我同年入伍，永宁全家人，提干后为了照顾父母在农村找对象结婚。他爱好画画，自己连笔和颜料都舍不得买，给弟弟买了全套摄影设备。他每个月把大部分工资寄回家，自己结婚舍不得买一件衬衣。我买了银针鱼，让他分别带给老姨和姑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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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说：“不管你的对象长相如何做什么工作，只要感情好就行。我探家时，老婆对我寸步不离，这就是老农民的优越性。要是有工作不上班去啦？”
他拿出家属的信给我看。一个农村大队妇女主任，文笔精华感情真挚。
看完信我好不感动，真是“和你相隔越远，心离得越近”。
在狭小的环境里，感到自己每天忙忙碌碌什么都干，又没干成什么。平平淡淡烦琐麻烦加扯淡。海岛官兵能耐得住寂寞，随便一块小地方、一件小事情、一个小情调，都能带来欣喜和满足。我想起在小长山打靶，住在岛南那位叫“小肥猪”的小姑娘和红气球。她得到一个红气球，是她的整个世界和全部。
李副主任从大长山回来，把奖品也带回来，让我羞愧难当。乔干事早和仇主任、卫科长协商，让我到要塞区带我搞报道。为了让广鹿的新闻报道工作处于优势，他们以种种理由不放人。现在，我惹了麻烦不好处理，他们主动和乔干事联系，让我到要塞区。我如释重负，长长地出了口气，有船赶紧去大长山。
我疲于奔命，马上坐接兵干部的船返回大长山，到宣传处找乔干事报到。乔干事一九六九年入伍，江南才子面容清秀，酷似电影《三笑》里的唐寅。据说他上中学在学校住宿，母亲不放心，夜里跑几十里路给他盖被。他对我说：“军区和要塞区破格提拔你一个新闻骨干，不只为广鹿守备区新闻报道发挥作用，要为要塞区新闻报道发挥更大的作用。虽然错过了时机，他们总算放你来了。”
当年为了我能提干，乔干事顶住各方面压力起到关键作用。一直到现在，仍有许多人包括首长，都以为他接受了我的贿赂。要塞区编制两个新闻干事，乔干事一个人承担。有人认为他工作悠闲，游山玩水出名赚稿费，因此不得重用。他这次准备把我留在宣传处，如果自己进院校深造不成，打报告转业回原籍。
谢天谢地，我离开是非之地。什么擅自给小赵批假回家、什么灌醉高炮营长影响训练，都他妈见鬼去吧！调来之前，我暂住招待所西楼，在这里吃饭。楼内住进一群大连的女篮球队员，“叽叽喳喳”像一群鸟，吵得整座楼不得安宁。
接兵干部在大操场集合，坐车到码头乘船去大陆。队列里，韩广太小个子，提着沉重的大提包，被坠得更矮。提包里，装着我托他带给亲戚们的银针鱼。
房间里住进一个姓连的上访者，来自新金县，是大队党支部书记。他一九五六年在岛上当兵，和侦察处处长是同乡。他感慨地说：“当初一起当兵的发小、同学、同班战友，如今天壤之别。”我和他唠了一下午嗑，小西山发生的事他们那里都发生过。吃了他一个苹果，两人感情又近了一步，可惜他明天就走了。
雷凯是军校毕业的大学生，任某大队副教导员，在旅顺学习时我们是同学。我晚上来到队部，他正在宿舍里攻读《孙子兵法》，满地晾着金灿灿的对虾，和虾兵蟹将排兵布阵。我俩一边喝酒，一边谈论以前谈论多遍的话题。
他回忆在大学时，受到女同学们的青睐。感慨：人不走运，天不逢时。
我半夜三更回到招待所，夜不能寐，生活成了一道道数学题。那位姑娘一下生就在苦苦等我，我也将她苦苦寻觅，不知道何时何地，以何种方式邂逅。
星期天，我和雷凯到县城“长山馆”买了炸鱼，炒猪肝，还有黄瓜拌海蜇皮，带回房间喝酒，筷子又成了问题。雷凯变魔术般拿出两双筷子，是在饭店偷的。半夜三更，几个警察敲门进来查房，原侦察队有个复员老兵，在地方作案。
我正式到宣传处“上班”，和乔干事、任干事一间办公室。我先熟悉环境，抄稿子，打扫卫生，分发报刊杂志。当初任干事拒绝听我汇报，在旅顺视我为“数学白丁”，现在和我平起平坐。他一上班忙得不亦乐乎，做任何事情都像搞化学实验，连扫地擦桌子打开水，都得符合概率。在他眼里，我数学不行什么都不行，干什么都信不过。我扫过的地他重扫一遍，我订的报纸他拆下来重订，抄写的稿子吹毛求疵地一遍遍校对。我索性什么都不干，他干不过来还得让我干。